[lxviii] 就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的争论而言，制宪权与人权恰为二者所各执之一端。
劳动是繁殖的生物功能，工作是制造的机械功能，行动是所有政治生活的条件。也就是说，英国本质上是一个法律统治的国家，当作为政治主权者的人民没有将其意志通过宪法表达出来的时候，议会作为法律的制定者自然享有独一无二的权威。
同时，贝拉米对共和主义的援引也是为了说明法律宪法的去政治化的不可能。除非一个人将拒绝法院在宪法政治中发挥作用，否则很难将这种影响看成是不正确的或者有害的。[18]（2）无支配的自由所带来的后果，包括开放的政府、公民美德和平等。第三，法院提供了反多数的审查从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64]古德沃尔希还针对卡瓦纳西提出的英国是欧盟成员国构成对议会主权的法律限制进行反驳，他说，这种国际法义务并非英国国内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它与议会的立法权威限于国内是无关的。
修宪权有威胁，所以提出了修宪有界限论。[12]他说，赛德利的政治哲学就是法官的影响应当被加强，关于这一点人们并不否认，问题在于，在议会民主制下，到底是法院来做决定还是政府来做决定？虽然著名的法官都致力于解决政治问题，但很多人感到他们并不成功。在一个民主国家，相信其他的东西都是一个危险的错误。
相反，对议会民主还是一种促进作用，并鼓励议员更加积极地向政府提问。在该书的第二部分，贝拉米开始构建他的政治宪法思想。同时，这种自由并不受国家的威胁，相反，而是被国家积极地促成。参见[澳]佩迪特:《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刘训练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9页。
因此，英国政治宪法的规范主义转向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宪法要取得更稳固的根基，不是用事实来充当价值，而是用价值来对抗价值。（2）不存在高于或者超越政治的以权利为基础的宪法。
而一个包含了相反解释的立法将默示废止第3(1)条。然而，比例原则是否就会导致司法自制的丧失？普尔认为并不必然。但是这种主张需要两个前提条件：首先，人权要获得广泛的支持，能够被不同的人和不同类型的制度所使用。这是一个坚强的事实，也许是不怎么令人愉快的事实。
第二，它秉持一种公共精神而非私人利益的态度来行使。[51]戴雪的定义包括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积极的方面就是议会能够按照它的愿望制定法律，比如议会希望制定一个屠杀所有蓝眼睛孩子的法律，它是可以这么做的。可见，对于贝拉米来说，政治人物和公民并非处在起草第一部宪法的原点上，宪法已经在我们面前，政治程序已经在使用，重修正在进行。[72]但是，阿克曼的宪法政治与英国的政治宪法在背景、主张上截然不同。
笔者赞成该观点，其实戴雪当年对不成文宪法与法院的关系的描述本身就埋下了伏笔。[32] 规范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汤姆金斯和贝拉米。
[17] 汤姆金斯总结了法律宪政主义的六大信条：（1）法律不仅独立于政治，而且高于政治。简言之，既然权利不能从政治讨论中脱离，那么权利也就不构成政治讨论中的中立之物。
而政治给我们的自由不是无干涉的自由，而是无支配的自由。否则宪法的最高性将成为空谈。首先，共和国必须是法治国家。这个报告确保了权利问题按照立法的程序讨论，从而保证了立法文本包含了立法者经过权利平衡后的正当观点，立法不再是一个无原则的交易和利益最大化的产物，所以《人权法》提升了对于权利问题的立法审议的程度。他认为，权利并非先验的，因为确定权利的范围和内容不是在政治之前，而是在政治之中。我国虽然与英国类似具有代议机关至上的传统，但我国是一个成文宪法国家，贸然引进英国政治宪法的理论，将产生与宪法至上理念之间的冲突。
[6] Graham Gee,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of JAG Griffith", Volume 28 Issue 1 Legal Studies 20-45 (2008). [7] J.A.G Griffith,"The Brave New World of Sir John Laws", 63 Modern Law Review 159-176 (2000). [8] J.A.G Griffith, "The Common Law and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117 Law Quarterly Review 42-67 (2001). [9] 与此相对应，格里菲斯认为，法的概念也不是一个道德的概念，法仅仅是一个有关权力关系的表述。一个一人一票的选举体制提供给公民平等的政治资源，多数决的规则平等地对待每个人的意见，选举和议会中的政党竞争形成了权力之间的平衡，鼓励不同的各方相互倾听，通过宪法的妥协提升相互的承认。
司法审查也许代表着一种贵族统治的模式，但是即使这样，它仍然是有价值的，因为它避免了滑向民粹主义。[69]正如佛瑞德曼所说，《人权法》加强了议会，因为它要求法院作出决定时不能根据模糊的、随意的道德资源，比如自然正义的概念或者不断扩大的普通法，而是要根据民主制定的权利列表。
没有迹象表明法官正在降低政府的效能。除此之外，卡瓦纳西还认为，《人权法》第3(1)条规定的一致性解释和第4条规定的不一致宣告也构成对议会主权的法律限制。
对此，普尔认为，的确，比例原则比原来的温斯伯里（Wednesbury）判决在审查强度上更大，根据温斯伯里判决，行政机关的决定只有是如此的不合理以至于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做出的时候，法院才能干预，而比例原则则要求法院去指明行政机关所采取的手段和欲达到的正当目的之间是否存在一个充分的联系。格里菲斯认为，问题在于法官是否属于最适合处理这些问题的人以及现存的宪法的功能分配是否应当得到改变？法官受限于他们的背景、阶级、地位和经历。同时，格里菲斯还认为，所谓个人的权利不过是个人的政治主张而已。（6）任何社会和政治体都不可能包容所有的价值。
[24]支配不仅来自于一个人或组织拥有各种较高的权力，而且也来自社会、法律和政治上各种形式和非形式的等级制度。英国宪法没有这么做，它是把政治作为实现宪法目标的手段。
在文艺复兴期间，古典共和思想被马基雅维利等人用来解释意大利北部城市共和国的基础。通过与美国宪法政治理论的比较，可以发现，英国的政治宪法理论的核心就是在缺乏成文宪法的背景下，将（议会）政治的现实运作当作宪法。
去政治化主要伴随着自由主义的信仰，比如洛克说，政治权力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先于政治的权利。同时，《人权法》颁布两年后成立了人权联合委员会，它向议会两院提交有关一致性问题的报告，通过向部长、政府部门、NGO和法律专家取证，建议必要的修改。
[45] Peter Jones, Rights, (London: Macmillan, 1994）, pp. 244-245. [46] 根据罗尔斯的观点，这些负担来自于：（1）鉴别和评估给定个案中复杂的经验证据的困难。今天的英国，议会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即使在阿克曼所说的宪法政治的危机时期，人们基于对军事或经济威胁的恐惧更加团结，使共识的达成更加可能。[31]所以，对于汤姆金斯而言，格里菲斯是站在政治的层面发表意见，而非在进行宪法分析。
外在的限制来自于被统治者，如果议会通过屠杀蓝眼睛孩子的法律，被统治者可能起义或者拒绝服从该法律。正如阿伦特所说，成为人的条件是由三种基本的活动组成：劳动、工作和行动。
[26] 贝拉米认为，民主审议的缺陷在于：（1）多元化的观点搅混水，使决定的做出更加复杂，阻碍了共识的产生。那些认为潜在的暴政可以通过法律的干预和制度的设计得以消灭的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证上也是危险的。
（二）政治优先于法律 关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对于自由主义而言，如果不能实际废除政治，至少要通过法律和宪法来限制它。（一）汤姆金斯的政治宪法理论 汤姆金斯在2005年出版了《我们的共和宪法》一书，在该书的第一章，汤姆金斯就提出了政治宪法与法律宪法二分的问题。